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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一质疑，最高人民检察院于2003年10月发布了《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人民监督员制度的规定(试行)》(以下简称《试行规定》)。
人民监督员的职能与案管工作并不冲突，反而得到了延伸。虽然监察体制改革改变了检察机关的职能范围，但检察机关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的职能未被改变，检察官们的执法意识与办案水平未被改变，检察机关所面临的内部监督饱和而外部监督缺乏的问题更为突出，检察权被滥用后的后果更加严重。
在对检察机关的职权进行整合之后，过去由审查批捕对案件进行第一次把关，由审查起诉进行第二次把关的局面不再，批捕与起诉之间的相互牵制演变成了共同提高诉讼效率的加速器。第二，从案件类型的角度而言，将监督范围从原先的11种具体情形扩大至检察机关办理的普通刑事案件、民事案件与公益诉讼案件。对于前者而言，探索人民监督员制度与一些地区正在开展的审查逮捕听证制度之间的衔接，是未来公民参与检察工作的一项全新的路径，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检察机关决策的权威性。2016年7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在全面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下发了人民监督员监督工作、选任管理办法两个规范性文件，人民监督员制度进入全面深化改革阶段。在捕诉合一开展之后，审查批捕与审查起诉两项职权由一个部门行使，从实质上赋予了检察官更大的自由裁量权。
(一)当前问题 1.功能定位模糊 首先应当厘清参与与监督这两个概念。在此前的工作程序中，若人民监督员的评议表决意见与人民检察院的决定是相悖的，人民检察院应当向参加评议的监督员进行说明。它具有动机整合、行为驱动、价值定向和自我调控等功能。
基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原则，在涉及遗产纠纷的案件中，法官应当优先适用《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在个案裁判中，法官不仅可以而且应当根据自己对法律的理解，赋予法律以新的意义。因果论证是法律论证中的核心关节，其任务在于揭示法律事实（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内在关系，并藉此解决行为之可责罚性及其责任范围。在司法过程中，司法道德能力在个案中往往通过行为的正当化处理、争讼的伦理化转译、诉诸法律的德性条款等方法合乎逻辑地发挥作用。
在社会层面，司法裁判应当体现社会的普遍正义诉求，并借助于个案裁判凝聚和发展全社会的价值共识。它既难管理现在，遑论未来。
一审法院就事论事，没有对该行为做正当化处理，将涉案行为定性为故意伤害致死，并基于这个认定，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国家是每一个公民的共同家园，热爱自己的国家是每一个公民应有的道德情操。因此，司法过程及其裁判结果应当经得起道德标准的审视。所谓人文，就是人类文化中的先进部分和核心部分，即先进的价值观及其规范体系，就是重视人、尊重人、关心人和爱护人的文化，它构成了法律的高级法背景，因而也构成了司法的先在性拘束。
恩格斯也认为：审判人员可以不依赖传统的审判实践解释法律，而按照他们的健全理智和良心的启示去解释法律[50]（P280）。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 进入专题： 道德能力 司法良知 。人的尊严并非是由实在法所设定，而是超越于实在法之上，属于不依据实在法而存在的先在规范，是整合法律体系的基础规范，是一种不可随意修正的永久规范，代表着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正是法官确信赋予了其价值解释的明确指引力。
据此，从法律关系还原后的社会关系必须是真实的、客观存在的，而且这种关系必须是法不禁止且被伦理道德所允许的。二审法院依法受理当事人上诉后，将涉案行为合乎情理地回置于行为发生之时的特定情境，以暴力逼债、辱母、限制人身自由等客观事实为基础，将于欢持刀捅刺杜志浩等四人的行为推定为正当防卫。
在司法过程中，法律推理大致可以分为形式推理和实质推理两种基本形式。相称性原则属于价值取向之范畴，法官须将目的·手段·后果置于特定个案之中，植入人性尊严、人伦秩序等因素，做综合权衡和论证，在行为满足前两项基准即适当性、必要性的条件下，唯不违忤社会基本道德价值取向之手段，方可作相称性判断。
这十起案例分别从家庭美德、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友善互助等不同角度体现和弘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价值准则。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以行为的侵权性为前提，涉案行为是以制止为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公共场所吸烟行为，不具有侵权性，故不是法律因果关系的适格原因。为获得应该适用的法规范，法官诉诸目的理性及价值理性，将拟适用之法的规范范围广延到《婚姻家庭法》乃至《民法通则》——如果仅仅适用《继承法》第5条之规定，基于公证遗嘱的形式合法性，原告诉请应当得到法院支持。在实务中，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紧急避险等系被经常适用的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它们都有严格的构成要件。在道德哲学上的善恶所指的不是实体或实物，而是事物所具有的道德性质，或者说，是指事物所具有的善的性质或恶的性质[14]（P68）。道德人格有高低之分，个人只有认同和尊奉那种反映和体现了历史必然性的原则和规范，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价值目标，才能获得真正的道德自由，才能使自己的道德人格具有高尚性，并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人格。
在新时代，司法能力建设应当成为国家司法文明建设的核心议题。相反，一个缺乏起码的公平、公正或公道等整体性美德的社会，其规范的道德调控功能在总体上失灵，并因此丧失了赞誉、推崇、褒奖、弘扬优良道德行为和谴责、阻止、遏制、惩戒不道德行为之机能，即社会本身丧失了自我纠正、自我奖惩的道德能力，那么以公平正义为基本内核的司法的法道德能力便丧失了现实性伦理基础，法官的道德能力之培养也就无从谈起。
一项合乎时宜之裁判，即意味着对时代价值的认可和对秉持时代价值之人的承认，因此，兼具认同正义和承认正义之双重属性——认同正义的实现即意味着法官与社会共同体的双向认同，对于社会共同体而言，法官是我们之中的一员，而不是外人，更不是另类。法律不等于道德，但不能没有道德底蕴。
但法院却绕过了法律事实，即将法律事实还原为客观事实，以实际支付为基础，证明原告对涉案房屋所持90%份额的名义性，即非真实性，从而为其拒绝支持原告诉请奠定事实基础。而意见共识的达成，客观上即意味着国家意识形态实现扩容与发展。
二审法院认为，涉案行为的动机和目的在于劝阻在电梯内的吸烟行为，其性质属于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公共利益的行为。反之，如果一个行为具有恶的道德性质，它就是不具有道德价值的。经验表明，在任何社会中，司法都是主流道德的维护者和促进者。良法善治 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继发布《关于在人民法院工作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若干意见》（法发[2015]14号）后，又发布了十起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典型案例（效力级别为司法解释性文件）。
如果就法律关系及其所内含的基本法律事实作出裁断，法院应当支持原告诉请。原审法院根据这一立法解释作出判决：在父母姓氏之外选取其他姓氏，应有不违反公序良俗的正当理由。
在上文所引案例中，或多或少都运用了实质推理的方法，但以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纠纷案最具典型意义。黑格尔将社会解释为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的联合，因而也就是在形式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需要，通过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法律制度，和通过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外部秩序而建立起来的[49]（P173）。
正是通过这种情节化解释，法官完成了其核心价值观的解释及其在法律叙事中的适用和渗透，并赋予了裁判文书以属人意义或价值。反过来说，一项违忤社会道义的司法判决，不管其形式如何正当，其结果却很可能事与愿违，不仅会挫伤人民对于道德价值的追求，甚至会动摇整个社会对于道德价值和道德进步的信念。
而内嵌于发展之中的社会进步、国家文明和美好生活诸价值，则成为司法及其过程的道德命令，即司法正当性的评价准则。其二，基于经验理性，终审法院认为：遵守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是每个公民的义务，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是每个公民的责任，对这种合法正当行为，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和保护，司法审判永远是社会正能量的守护者（社会效果，大前提）。只有在一个好的社会中，法官道德能力才可能得以充分的生长和展示。摘要: 道德能力是人类对于文明和德性生活的认知、追求和向往之能力，是人类直面野蛮、战胜邪恶、不断走向文明和进步的内在力量。
[52]（P169） 其二，法律不应止于防恶，在其更高追求上，法律应当扬善。基于此，发展正义构成了司法的内在价值诉求——司法由此而成为发展的校正机制，成为发展本身之正当性的裁判者和发展风险的规控者。
[41]（P1）任何成熟的司法理论都应为司法道德留有一席之地，至少不应道德冷漠[42]（P44-50）。其二，以郑州电梯劝烟案为例，其涉案行为即杨帆在电梯内劝阻一位老人吸烟并与其发生争执的行为。
在其功能意义上，发展既是司法本身存在的一种方式，也是司法发生作用或功能的一种表现。司法正当性标准不是机械的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其更高要求上，法官应当运用其实践智慧，在司法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特别是道德效果之间取得平衡——这不是鼓励法官以德性之名枉法裁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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